【內容摘要】西藏具有重要的生態戰略地位，但其生態系統極為脆弱，生態文明建設重要性和艱難性并存。本文在總結西藏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歷史過程的基礎上，對照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構建了新時代西藏生態文明建設的生態系統論、生態平衡論、生態風險論、生態價值論和生態發展論，探討西藏生態文明建設內在的理論邏輯關系，為西藏生態文明建設走在全國前列提供支撐。

【關鍵詞】生態文明建設；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理論構建；西藏

【作者簡介】方江平，西藏大學副校長、教授。

【文章來源】《西藏發展論壇》2024年第3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正文

上世紀中葉以來，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危機給人類文明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引發了人們對當代文明建設的思考。生態（Eco-）一詞源于古希臘文字，原義是指房屋（house）或住所。在沒有人類干擾的情況下，自然界中各種生物既相互依賴、又相互競爭，最終達到和諧統一的生存狀態，所以通俗講生態就是指生物的生存狀態。如今“生態”一詞涉及的范疇非常廣泛，除自然科學之外，人們的“衣食住行娛”都可以加上“生態”來修飾，如生態食品、生態交通、生態社區等。在社會學中也大量使用“生態”一詞，如生態民族、生態行政等。美好的事物，如平衡的、永久的、健康的等均可冠以“生態”潤飾。

文明是人類歷史積累下來的有利于認識和適應客觀世界、符合人類精神追求、能被絕大多數人認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和發明創造的總和。我國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高速發展，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面臨“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生態文明”一詞，強調人類在尊重客觀自然規律的前提下，保護自然并利用自然，進而造福人類。這種新的文明，雖然在學術上存在新文明形態和后工業文明階段之爭，但在物質上明確了人們通過利用自然規律，推動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綠色轉型，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在精神上喚醒人們生態意識，從而引發一系列生態學化的大學科群迅速崛起。

西藏被譽為“地球第三極”，具有獨特復雜的地理環境和豐富多樣的自然資源，因其脆弱的生態系統，對全球變化和人類干擾十分敏感。其生態與環境的變化不僅直接影響我國東部地區氣候變化和生態安全，對周邊地區乃至整個北半球的影響都非常大，是全球關注的熱點地區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堅持生態保護第一，采取綜合舉措，加大對青藏高原空氣污染源、土地荒漠化的控制和治理，加大草地、濕地、天然林保護力度”，“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把青藏高原打造成為全國乃至國際生態文明高地”。這些指示為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為西藏生態環境建設描繪了藍圖。和平解放以來，我國政府高度重視西藏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工作，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起步建設階段（1951—1977）

和平解放前，西藏的環境保護僅限于傳統的山水保護，沒有涉及到全面的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民主改革之后，隨著新的社會制度的建立，中國共產黨通過成立生態環境組織機構、大力推動開展全民義務植樹、苗圃建設、發展經濟林等措施，取得了一些環境保護效果。當時西藏廣大農牧區仍然處于農業文明階段，僅拉薩、昌都等城鎮有少量工業，人對自然界的影響還非常有限，絕大部分草原、森林和農田保持著原生狀態。

（二）改革探索階段（1978—2008）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西藏自治區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口增長，同樣出現了一些違背自然規律的人類活動，導致西藏生態環境質量有所下降，為了避免出現先污染后治理的現象，中央在《關于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強調，包括西藏在內的重點區域的重點任務是要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環保規章和法規性文件。這一階段實施了“西藏‘一江兩河’綜合開發”“山南防沙治沙國家綜合示范區”等農業生態工程，初步形成了改革開放時期的環境保護與綜合發展的建設模式。

（三）快速發展階段（2009—2019）

2005年，中央首次提出構建西藏高原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概念，2009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西藏生態安全屏障保護與建設規劃（2008—2030年）》。該《規劃》明確了2008—2030年期間西藏生態安全屏障建設目標和總體布局，將投入155億元，實施3大類10項生態保護、生態建設和支撐保障工程，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態安全屏障。這標志著西藏社會發展不再局限于簡單的原生生態系統保護或行業發展中環境建設，而是轉變為以人為中心的綜合生態工程，既是一個“生態”建設的過程，也是一個“社會”建設的過程。2016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明確提出西藏生態安全屏障工程實施開局良好，高原生態系統整體上處于穩定狀態，重點工程區的生態效益已經開始發揮，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得到有效維持。

黨的十八大以來，確定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發展。中國共產黨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生態文明建設中，不斷結合社會發展實際，探索創新實踐，總結凝練理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文明理論體系和實踐經驗，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西藏特殊的地理環境狀況，巨大的生態屏障功能，脆弱的自然生態系統，決定了西藏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西藏自治區黨委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主線，樹立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立足世界大生態、全國大環境，著眼可持續發展、中華民族的未來，積極推動西藏生態文明高地建設，把西藏建成國家生態安全屏障戰略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示范地、綠色發展試驗地、自然保護樣板地、生態富民先行地，努力做到生態文明建設走在全國前列！

1 生態系統論——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

生態系統（Ecosystem）是指在一定時間和空間內，生物與其生存環境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相互作用，彼此通過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交換，形成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生態系統由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環境二部分組成，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圍或區域內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種類的植物、動物、微生物組成，其種類數量和種群豐富程度對維持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功能具有重要作用；非生物環境又稱無機環境、物理環境，如各種化學物質、氣候因素、土壤條件等。生態系統中的物質（如碳、水、養分元素等）通過生物生長、分解、循環過程不斷地轉化，能量通常是通過食物鏈和食物網來實現流動，以此達到生態系統穩定的目標。不同生物種群在生態系統中占據著獨特的“生態位”，它們之間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共同維持著生態系統的平衡和穩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山水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和草”。也就是說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沙漠、農田、城市和人都處在一個生態系統中，系統內部構成要素彼此之間必定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成為一個循環的共同體。這就要求我們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時候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統籌兼顧、區域協調、多策并舉的原則，堅持治山、治水、治氣、治城一體推進，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建設生態文明的時候必須堅持協調統一的思想，強化流域系統觀念，倡導保護與發展并重的建設理念，以系統論的觀點來加強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各環節和整體經濟社會發展的雙重把握。

西藏地勢變化明顯，地貌類型多樣，自然條件、地域差異很大，由此形成了多種多樣的生境類型，具有從熱帶、亞熱帶到高山寒帶和從濕潤、半濕潤到干旱、極干旱的生境類型，為多樣性的生態系統類型的發育奠定了基礎。西藏幾乎包括了除海洋生態系統外的所有陸地生態系統類型，擁有從熱帶雨林到寒帶冰雪生態系統的所有生態系統類型，多樣性生態系統類型為多樣性生物物種資源的形成與發育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王君正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指出“我區擁有大江河大湖泊、大草原大濕地、大森林大雪山等生態資源，在全國乃至世界生態格局中的影響大、貢獻大、責任大、價值大”。意味著西藏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大工程，要針對西藏不同的區域、不同的生態系統類型，采用不同的生態文明建設模式，在國土空間開發、生態保護、環境治理、城市發展、城鄉平衡、法制教育等方面進行系統設計，形成“立體網絡系統結構”，堅持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并重，生態保護和污染防治并舉，處理好人口和資源均衡發展，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問題，才能在生態環境得到保護、自然資源得到節約的基礎上，為人民群眾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和優質的生態產品。

2 生態平衡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生態平衡（Ecological Equilibrium）是指在一定時間內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和環境之間、生物各個種群之間，通過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信息傳遞，使它們相互之間達到高度適應、協調統一的狀態。換言之，當生態系統處于平衡狀態時，系統內各組成成分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能量、物質的輸入與輸出在較長時間內趨于相等，結構和功能處于相對穩定狀態，在受到外來干擾時，能通過自我調節恢復到初始的穩定狀態。自然生態系統經過由簡單到復雜的長期演代，最后形成相對穩定狀態，其物種在種類和數量上保持相對穩定，系統中的有機體將所有有效的空間都填滿，環境資源被最合理、最有效地利用，但這種穩定狀態是一種動態平衡，此時系統內仍然有物質循環和能源流動，這是生物維持正常生長發育、生殖繁衍的根本條件，也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生態平衡也是一種相對平衡而不是絕對平衡，因為任何生態系統都不是孤立的，都會與外界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會經常遭到外界的干擾，如果干擾超過生態系統自身恢復能力，那么平衡就可能被破壞，會使各類生物瀕臨滅絕，生態系統退化或開展新的平衡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應該堅持人與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對自然心存敬畏，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共同保護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園，共同醫治生態環境的累累傷痕，共同營造和諧宜居的人類家園，讓自然生態休養生息，讓人人都享有綠水青山”。如何正確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社會的基本課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原則；在二十大報告中也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從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就是從人對自然的依附性、人和自然的矛盾發展、到人和自然的和諧統一，我們經歷了很長的發展認識階段，最終這一認識也確定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藏生態系統極為脆弱，主要表現為“高、寒、旱、陡、風、冰、強”七個方面，即海拔高、氣候寒冷干旱、藏東地形坡陡、藏西北風大、冰雪覆蓋面大、紫外線強，所有這些環境因子都限制了植被的生長。在廣漠的高原夷平面上，高寒干旱環境下形成的草原植被結構簡單、生長期短、自身調節能力很弱，原生生態系統破壞后很難恢復；在藏東南高山峽谷地區，地形坡度大部分區域超過25度，植被受干擾后造成土壤侵蝕量遠大于成土速率，生態系統重建是不可能的；在藏中南雅魯藏布江河谷地區，裸地蒸發量遠大于降水量，土壤干燥缺水問題突出，表層土壤凋萎濕度持續時間8個月以上，經長期篩選的原生植被一旦遭到破壞，就有可能形成無法利用的荒漠沙地。客觀條件要求西藏生態文明建設，優先選擇保護原生生態系統，但人們追求幸福生活的水平在不斷提高，這就要求從外界要輸入物質和能量，以提高生態系統平衡質量。進入新時代，西藏清潔能源開發步伐加快，形成了以水電為主，油、氣與光伏、風能、地熱等可再生能源互補的綜合能源體系，逐步實現了在保護基礎上的新平衡狀態，促進西藏生態文明高地建設。

3 生態風險論——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

生態風險（Ecological Risk）是指在一定區域內，具有不確定性的事故或災害對生態系統及其組分可能產生的影響，其結果可能導致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損傷，從而危及生態系統的安全和健康。生態風險除了具有一般意義上的“風險”含義外，最大的特點就是“不確定性”，一方面生態系統具有哪種風險和造成這種風險的災害是不確定的，人們事先難以準確預測危害性事件是否會發生以及發生的時間、地點、強度和范圍；另一方面，生態系統是開放系統，勢必會受到外界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危害和影響，也就必然存在隱性風險。當然生態風險判斷也不是束手無策，可以通過事件先前發生的概率信息，采用科學嚴謹的態度進行生態風險評估，進而去推斷和預測生態系統所具有的風險類型和大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先后出臺制定了一系列生態環境領域文件，修訂了《環境保護法》，印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制定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等40多項與生態文明建設相關的制度，建立了“環境一票否決”“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等體制；逐步建立環境價格體系，實行排污總量有價分配制度；逐步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生態建設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對欠發達地區實行生態補償制度。2018年組建生態環境部，這是因為隨著對生態環境問題認識的提高，需要更全面地擴大環保執法的邊界，以更全面地應對人類在地球上面臨的環境和生態問題帶來的挑戰。

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被稱作“世界上最后一塊凈土”的西藏，目前也成為全球氣候變化的預警區、敏感區。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成果表明，過去50年，西藏地表年平均氣溫平均每年升高0.031℃，超過全球同期增溫速率的2倍，并且極端高溫事件頻次顯著上升，年降水量累計增加33毫米。與此同時，高原冰川加速退縮，儲量減少15%，喜馬拉雅山、橫斷山、念青唐古拉山等冰川面積縮小20—30%，80%以上的湖泊出現擴張，由此可能導致冰湖決堤潰壩，高原多年凍土面積減少了16%，這對青藏鐵路、青藏公路等基礎設施的安全運行都極為不利。鑒于上述客觀因素，國家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進一步加強青藏高原生態保護，防控生態風險，保障生態安全。西藏人大同時實施了《關于全面貫徹實施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決定》，《西藏自治區冰川保護條例》《西藏自治區水污染防治條例》等正在分開征求意見階段，《拉薩市雅魯藏布江保護條例》等一系列地方法規也相繼出臺，這表明西藏黨委政府正在通過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確保西藏生態環境安全，為西藏生態文明高地建設提供可靠保障。

4 生態價值論——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生態價值（Ecological Value）是指區域生態系統為人類生產生活所提供的最終產品與服務價值的總和。生態系統服務是指人類能夠從生態系統中獲得的所有惠益，包括產品供給服務、生態調節服務、生態文化服務以及生命支持服務。生態服務價值是指人類直接或間接地從生態系統中得到的利益，主要包括生態系統向經濟社會系統輸入有用物質和能量、接受和轉化來自經濟社會系統的廢棄物，以及直接向人類社會成員提供服務。生態價值具有全民共享性、連續有用性等特點，是生態系統向人類社會提供的正向外部經濟，同時生態產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多樣化，其定價往往取決于質量而非數量，導致調查方法、采樣手段、指標體系很難統一，價值評估結果難以信服而無法真正提供決策參考。另一方面，生態產品的度量、抵押、交易、變現等方面，仍缺乏制度和機制層面上的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同時還特別強調了綠水青山的優先地位“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的發展要求，將生態環境保護置于經濟發展之上，徹底扭轉了過去一味GDP增長的價值理念，是對平衡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二者關系的全新認識。首先要堅定資源節約的發展觀念，要摒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實現資源節約和經濟結構相匹配的優化配置，必須把經濟發展能力控制在生態系統可調控范圍之內；其次要堅持綠色發展的引領作用，在生態環境可承受、自然資源可再生的基礎上，實現綠色資產不斷增殖，人們幸福指數不斷提升，推動經濟社會和自然環境協調發展；最后要堅守生態紅線的發展理念，生態系統雖然是開放的系統，但自身都具有自我修復能力，經濟發展控制在生態紅線之內，就可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完美處理好生產發展和生態保護的矛盾。

根據全國第三次國土調查結果，西藏120萬平方公里土地，每年生態服務價值為5.81萬億元，遠高于西藏2023年GDP值2300億，充分說明西藏生態系統功能價值非常巨大，但目前還沒有良好的生態補償機制。另一方面，根據自然資源部批復的西藏“三區三線”劃定結果，西藏紅線面積高達60.74萬平方公里，占全區國土面積50.5%，劃定比率和劃定面積均居全國首位。新時代隨著經濟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要充分認識到對生態環境價值轉化需求也將越來越強烈，以生態文明發展理念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已成為歷史的必然趨勢，西藏一定要“堅持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生態發展觀，始終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可持續道路。一方面，處理好保護生態和富民利民的關系，完善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機制、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機制和草原生態保護補助機制、建立生態補償等。另一方面，把一些過去野生動物生活的地域還給它們，過去的無人區、海拔非常高的居民向相對條件好、生產資料相對富裕、基礎設施相對完善的地區搬遷，把草場、畜場還給野生動物。

5 生態發展論——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生態發展（Ecological Development）即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所謂生態發展即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經濟上既要增長，環境質量也要不斷改善，發展必須保證人類對環境資源的永續利用，保證當代人和子孫后代的利益。生態發展首先要滿足當代人的基本需要，同時又要限制需要以防止對未來環境構成危害。在經濟上鼓勵增長而不是以生態保護為名取消經濟增長，因為經濟發展是國家實力和社會財富的基礎；在生態上確保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與自然承載能力相協調，保證以可持續的方式使用自然資源和環境成本；在社會上強調發展的本質應包括改善人類生活質量，提高人類健康水平，創造一個保障人們平等、自由、教育、人權和免受暴力的社會環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態的需求，首先是要提高當代人的生態環境質量，在優美環境下生活，人民群眾的人均壽命和自身健康水平都會得到顯著提升，所以說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人民群眾健康生活的基本民生保障。同時生態發展也不能影響到未來人類的生存與生活，未來人類同樣也要追求美好的環境，他們也應得到基礎民生保障，只有這樣才能將生態環境權益上升到基本的人權，進一步激發人們保護環境的高度自覺性，開創生態文明建設的新境界和新高度。

眾所周知的原因，西藏客觀條件并不好，人類生存條件相對較差，所以歷屆黨委政府始終把改善人民生活環境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首要任務，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近幾年來，西藏始終堅持新發展理念，統籌安排百億資金，實施超5000個行政村的生態治理工作，深入實施“兩江四河”流域造林綠化工程和消除“無樹村、無樹戶”行動，持續廣泛開展拉薩南北山綠化工程，支持開展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等，把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同步實現作為發展的根本目標，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和諧統一和永續利用。

綜上所述，新時代西藏生態文明建設是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理論為基礎，按照生態學中的生態系統論、生態平衡論、生態風險論、生態價值論、生態發展論的邏輯演化而來，充分證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其來源于實踐中，也最終要回到實踐中，接受實踐的檢驗。這一科學體系有著深厚的理論淵源、堅實的哲學基礎、豐富的內容體系、鮮明的理論特質和深遠的理論價值，是我國推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遵循和科學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