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宗教問題始終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宗教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關系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關系社會和諧、民族團結，關系國家安全和祖國統一。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對待藏傳佛教問題始終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藏傳佛教信眾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團結藏傳佛教界人士建立愛國統一戰線，推動藏傳佛教健康傳承發展，歷經紅軍長征時期的以尊重藏族群眾的藏傳佛教信仰為中心的信仰自由政策，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以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為中心的“慎重穩進”方針，民主改革時期以廢除宗教封建特權和封建壓迫剝削制度為中心的宗教制度的民主革新，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宗教政策為中心的撥亂反正，新時代以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中心的宗教自身建設，高瞻遠矚，求真務實，藏傳佛教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績，贏得了廣大僧俗群眾的擁護，保證了西藏和涉藏地區社會的健康穩定發展。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藏傳佛教政策；光輝歷程；歷史成就

【作者簡介】李德成，男，蒙古族，研究員，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科研業務辦公室主任、一級巡視員。

【文章來源】《中國宗教》2021年第8期

【中圖分類號】B946.6；D635

紅軍長征時期尊重藏傳佛教信仰，奠定了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發展根基

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藏傳佛教工作，早在紅軍長征時期（1934年10月—1936年10月），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尊重藏族群眾的宗教信仰，保證長征的勝利完成，著手制定了有關藏傳佛教政策。

1935年5月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有關《成立西北特委和西北聯邦政府·西北特區關于少數民族工作須知》就明確提出：“遵從回、番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和信教自由。”這應該是黨的文件中較早提出尊重藏族信教自由主張的文獻，也應該是黨的藏傳佛教政策內容的較早闡釋。

紅軍長征時期，黨的藏傳佛教政策主張，主要包括尊重藏傳佛教信仰、信教自由、僧俗平等、政教分離等，但核心在于尊重藏傳佛教信仰，并強調信教自由。紅軍通過頒布法規、制定條例公約、發布布告等多種形式廣泛宣傳黨的藏傳佛教政策。如1935年5月20日的《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區政治部對番民十大約法》中第十條明確申明“番民自己信教自由”。1935年6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康藏西番民眾書——進行西藏民族革命運動的斗爭綱領》認為藏傳佛教在康藏人民中有深刻的信仰，提出“為著民眾能夠自由的參加斗爭，宗教與政治必須分立，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同時人民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宗教不得干涉政治。”

1936年4月15日，道孚波巴依得瓦（藏語意為“當地藏族人民”）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喇嘛和喇嘛寺暫行條例》，系統闡述了長征時期黨的藏傳佛教政策，集中體現和反映了這一時期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內涵和特點。該條例可以說是黨的藏傳佛教工作的第一個法規，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條例規定“保護喇嘛和喇嘛寺以及經書佛像”；“信教自由，不得強迫信教，已當喇嘛的有還俗的自由”；“喇嘛有外出念經自由，但報酬得由群眾自愿”；喇嘛及寺院有經商自由，不得盤剝和使用高利貸；維修寺院或舉行宗教活動不準向群眾攤派財物；“喇嘛寺不得干涉政府行政，但喇嘛個人有參加政權的權利”；“法律面前無論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樣依法處理”；“喇嘛寺堪布由喇嘛寺全體喇嘛公推，經由當地政府呈請中央政府批準授職”等。深刻體現了尊重信仰、信教自由、政教分離、廢除特權、僧俗平等、民主管理、政府授職等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基本觀點和主要內涵。

長征時期黨的藏傳佛教政策，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基本原理與藏傳佛教實際相結合的最初重要成果，為以后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實踐依據。長征時期黨的藏傳佛教政策，最大限度地團結了藏族群眾，最廣泛地結成了黨在涉藏地區的愛國統一戰線，在長征兩年內的18個月中（1935年5月—1936年10月）保證了紅軍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軍順利經過川滇甘青涉藏地區，保證了紅軍長征的徹底勝利，為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實現偉大轉折做出了重要貢獻。

和平解放西藏過程中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黨的藏傳佛教政策得到發展和完善

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解放西藏提上日程。為有利于維護西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加強民族團結，按照毛澤東主席提出的“政治解決優先”和解放西藏“不應操之過急”的基本方針，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和平解放的方式。1949年12月31日，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把解放西藏列入1950年的一項任務。1950年3月7日，二野第十八軍在四川樂山召開進軍西藏誓師大會，誓言“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上喜馬拉雅山”。與此同時，中央決定由云南、青海、新疆軍區先后組建進藏部隊，對西藏實行“多路向心進兵”。10月昌都戰役勝利。1951年2月十四世達賴致電中央，西藏地方政府決定派出和談代表團進京談判。4月22日和26日，西藏和談代表先后到京。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正式簽訂，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圖為1961年1月23日，毛澤東和十世班禪親切談話）

由于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制訂了“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愛國力量，集中打擊帝國主義及其忠實走狗——親帝分裂主義分子”這一反帝愛國統一戰線的總政策，因此，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爭取和團結宗教界的最大多數人參加反帝愛國統一戰線，為維護祖國統一、建設祖國服務成為和平解放時期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核心內容。1950年1月，毛澤東主席發出解放西藏的指示，即要求進藏部隊要認真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并做好統戰工作；要求保護愛國守法的喇嘛寺廟，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風俗習慣，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集中打擊帝國主義及親帝分裂主義分子。

在和平解放西藏和人民解放軍進藏準備過程中，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就是這一時期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1950年6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經中央同意在《關于以十項條件為和平談判及進軍基礎給西藏工委的指示》中就指出：“實行宗教信仰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1950年9月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關于解放昌都戰役工作指示》對宗教的態度作了明確規定：“保證西藏人民信教自由，尊重西藏人民之風俗習慣。”“部隊過江后，若有喇嘛要求參軍或入學，我們概不吸收，妥予勸說并送回寺院，以防匪特造謠。”“不得在喇嘛寺附近宰殺牲畜，打鳥獵獸，不許到喇嘛寺廟的所屬‘神山’上去砍柴。”同時還規定了保護寺院的具體措施。1950年11月10日《西南軍政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進軍西藏布告》也明確申告：“人民解放軍入藏之后，保護西藏全體僧俗人民的生命財產，保障西藏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護一切喇嘛寺廟。”

在和平解放西藏過程中保護喇嘛寺廟也是貫徹執行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主要內容。早在1950年6月《關于以十項條件為和平談判及進軍基礎給西藏工委的指示》中，中央就明確提出了“保護喇嘛寺廟”的要求。9月30日，《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關于解放昌都戰役工作指示》中“對宗教態度”明確規定：“必須切實保護各地喇嘛寺廟，不得損壞寺內之一切建筑、經典、佛像、法器等。”“戰斗時期，嚴禁借住和參觀喇嘛寺廟。如有傷病員，在無房屋之情況下而必須借住者，亦需事先取得寺廟主持人之許可，然后借住，并須嚴守我軍紀律。”另外，在“關于部隊群眾紀律”和“關于宣傳問題”中也對保護寺廟作了具體規定。1951年1月，進藏部隊十八軍政治部制定了《進軍守則》34條和《入城紀律》14條，都規定了保護喇嘛寺廟，一切宗教設施，不得因好奇而亂動；未經同意不住寺廟，不住經堂等規定。

和平解放西藏過程中，廣泛團結宗教界反帝愛國人士，建立反帝愛國統一戰線是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核心內容，也是黨在西藏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1949年8月，毛主席給彭德懷副總司令關于解放西北的電報就指出：“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并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1950年1月，劉伯承、鄧小平向十八軍軍長張國華及師以上干部布置進軍任務時提出“要正確運用孤立頑固，抓緊中間，培養提高進步力量，團結百分之九十五；注意統一戰線”，“對達賴要盡心地爭取”等指示。藏傳佛教界愛國人士為西藏和平解放做出了杰出貢獻。新中國成立當天，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致電毛澤東、朱德，表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期望西藏早日解放。1950年2月，曾長期在哲蚌寺習修佛法，考取了“拉然巴”格西學位，并與十四世達賴和西藏地方當局有較多交往的密悟法師自成都出發，進藏勸說西藏當局與中央政府和談，中途受阻后終于1951年8月到達拉薩，為宣傳和執行“十七條協議”做了大量工作。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饒嘉措大師于1950年5月9日通過西安人民廣播電臺對達賴和西藏僧俗各界發表廣播講話，指出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告誡西藏當局不要聽信英美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敦促其速派代表赴京和談。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達活佛，于1950年7月10日離開甘孜白利寺，欲赴拉薩勸說西藏當局，爭取西藏和平解放，途中于8月28日在昌都遇害，為西藏和平解放捐軀。1950年7月，青海省寺院赴藏勸和團前往拉薩，勸說西藏地方當局響應祖國號召，和平解放西藏。1950年10月，西藏阿里地區的僧俗噶本（相當于專員）各派一名代表，通過解放軍先遣部隊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西藏人民要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和指示，請求和平談判。西藏和平解放，藏傳佛教界愛國人士功不可沒，深刻體現了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獨特優勢。

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立反帝愛國統一戰線是西藏和平解放時期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主線，尊重宗教信仰、保護寺院、團結愛國宗教界人士等成為這一時期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主流。伴隨著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主線和宗教界人士中涌現愛國進步潮流等主流，黨的藏傳佛教政策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為西藏和平解放和藏傳佛教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

西藏和平解放后不斷創新藏傳佛教工作理論和實踐，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系統性科學性逐步深化

西藏和平解放后，在領導西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歷史進程中，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基本原理同藏傳佛教工作實際、時代特征相結合，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不同時期的藏傳佛教問題，不斷創新藏傳佛教工作的理論和實踐，形成了不同時期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基本觀點和重要舉措，既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也使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的系統性、科學性逐步深化。

（圖為西藏哲蚌寺的“曬佛節”）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十分重視藏傳佛教工作。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簽訂的當天，毛澤東主席就指出：“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這兩件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這就為黨和政府正確對待藏傳佛教、在西藏堅持貫徹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奠定了基礎。在執行協議過程中，使西藏繼續保有政教合一制度以及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并維護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重視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在民主改革中，按照“政治統一、信教自由、政教分離”的原則，藏傳佛教界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宗教制度的民主革新，徹底廢除了寺院的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實行政教分離，僧侶自食其力，建立寺廟民主管理體制，蕩滌了封建農奴制度對藏傳佛教的玷污，恢復了藏傳佛教清凈純潔的本來面目，使廣大信教群眾真正享受到了《憲法》所賦予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了毛澤東主席的“慎重穩進”方針，為藏傳佛教工作撥亂反正、落實宗教政策指明了方向。1980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政策，慎重對待、正確處理藏族群眾的宗教信仰問題，既要尊重信教群眾的正常宗教生活，又要積極對他們進行思想政治工作和科學文化教育。為團結信教群眾，會議提出對寺廟進行保護維修，將一些對佛學和宗教經典有造詣的喇嘛作為知識分子對待，收集、保護和整理散失或殘損的文物典籍，培養青年僧人等一系列政策。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進一步宣傳、學習和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中發〔1982〕19號文件）的具體措施。要看到藏傳佛教在西藏人民中的特殊影響，充分認識這個問題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堅決、全面地執行黨的宗教政策，積極、慎重、穩妥地做好宗教工作。以上政策為維護藏傳佛教正常秩序、維護西藏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藏傳佛教工作十分重視。1990年7月24日，江澤民同志在拉薩干部大會上講話指出，要正確全面地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實尊重、保護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的合法權益，保護正常宗教活動。同時指出，決不允許宗教干預國家行政、司法、教育，決不允許恢復已被廢除的封建特權和封建壓迫制度，決不允許利用宗教進行詐騙或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非法活動，更不允許打著宗教旗號進行分裂活動。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進一步貫徹落實了江澤民同志的講話精神，要求藏傳佛教工作必須全面正確地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同時要求加強寺廟管理，建章立制，實行寺廟定員；加強對寺廟尤其是有影響的大寺廟的管理，加強對僧尼的愛國主義和法制教育。以上內容為拉薩騷亂平息之后，西藏由轉折發展時期進入到加快發展新階段做好宗教工作，指明了前進的道路和方向。

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強調做好藏傳佛教工作要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強調做好藏傳佛教領域內的反分裂斗爭。2005年2月3日，胡錦濤同志在接受班禪額爾德尼·確吉杰布拜見時強調，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也是新的時代對藏傳佛教的要求和藏傳佛教延續傳承的內在要求。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就是要自覺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努力維護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積極弘揚宗教教義中揚善抑惡、平等寬容、扶貧濟困等與社會主義社會道德要求貼近的積極內容。2008年“3·14”事件發生后，在藏傳佛教寺院廣泛開展法制宣傳教育。2009年就進一步做好藏傳佛教工作提出《關于建立健全藏傳佛教寺廟管理長效機制的意見》，以實現藏傳佛教寺廟管理法治化、規范化為著眼點，以解決寺廟存在的重點難點問題為突破口，以各方面齊抓共管為保障，深入開展對達賴集團的斗爭，有效遏制敵對勢力對寺廟的滲透和影響，推動形成寺廟管理長效機制，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胡錦濤同志在講話中強調必須把維護穩定作為硬任務和第一責任，深入持久開展反分裂斗爭；必須凝聚人心、匯聚力量，切實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會議提出由于達賴集團在國際反華勢力支持下一直沒有停止過滲透破壞活動，因此西藏工作中還存在著西藏各族人民同以達賴集團為代表的分裂勢力之間的特殊矛盾。以上內容為做好藏傳佛教工作提供了明確的理論指導，豐富和發展了黨的藏傳佛教工作理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更寬廣視野和全局發展的高度，根據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和藏傳佛教工作實際，總結歷史和現實經驗，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認識和對待藏傳佛教，把握藏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工作規律，就做好藏傳佛教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對藏傳佛教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形成了新時代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理論體系。2015年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大力做好藏傳佛教工作，發揚藏傳佛教界愛國愛教傳統，推進寺廟管理長效機制建設，支持藏傳佛教按照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要求進行教規教義闡釋。2020年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將“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納入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之中，成為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的重要內容。同時強調要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今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西藏考察時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尊重群眾的宗教信仰，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促進宗教和順、社會和諧、民族和睦，在推動社會發展進步中發揮積極作用。

百年來，黨在制定和貫徹執行藏傳佛教政策過程中，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植根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中的宗教實際、藏傳佛教的時代特征，著眼于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著眼于藏傳佛教的健康傳承，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藏傳佛教問題，先后在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發展和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關于藏傳佛教工作的重要論述，也引領藏傳佛教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百年來，黨的藏傳佛教政策，使藏傳佛教真正實現教派團結、宗教和睦，書寫了藏傳佛教歷史的新篇章；使信教群眾真正享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權利，使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護；通過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使封建農奴制度下政教合一的宗教制度變為適應社會主義社會要求的宗教制度，西藏宗教的社會屬性、地位及作用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實行宗教文化保護政策，不僅使藏傳佛教的傳統文化得到充分保護和發展，而且有力抨擊了所謂“西藏文化滅絕論”；堅持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藏傳佛教自身建設穩步前進。目前，我國有藏傳佛教寺廟3800余座，僧尼約16萬人左右，滿足了信教群眾正常的宗教生活需要，藏傳佛教也進入了健康傳承的新階段。